[摘要] 近期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，12个省会城市，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.6个新城新区；144个地级城市，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.5个新城新区。中国究竟需要多少“国际化大都市”？
近期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，12个省会城市，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.6个新城新区；144个地级城市，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.5个新城新区。中国究竟需要多少“国际化大都市”？
老子说，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。”城市要和谐舒坦，不仅在于地标、GDP等宏大叙事的内容，更在于过好柴米油盐的小日子。中国还走在城镇化的路上，不谈国际水准，自己的目标还是有的。步子大一些、速度快一些、效率高一些，是人之常情的追求。但历史也告诉我们，越是大步向前的时候，越容易迷失方向。对于城市发展，逆耳忠言很多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早就提出，“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、城市群要科学布局，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。 ”
一句话，城市不能“贪大求洋”。
只是，就像人人都有膨胀的冲动一样，脑袋发热的城市也不少。对于今天的中国城市，媒体总结了三种症结：一是定位过高，省会城市意在国际化城市、大区域中心城市，一些中型城市也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、教育中心、文化中心；二是速度过快，譬如西南一个县级市，在建的房地产开发面积达到一千万平方米，消化现有住房的周期超过15年；三是用力过猛，江苏一个镇，政府财力不足，征地速度却不降，直接给农民打白条，言称征地补偿“过两年再给”。
这些闹剧，看似笑谈，却裹挟着看不见的风险与矛盾。
先不谈资源能源以及官民关系，只看看最直观的“钱债”。以始于2008年的大同“造城运动”为例，据调查，目前大同地方债务已超过百亿元之多，参与大同城建的建筑商纷纷“败走麦城”。仅大同魏都新城一个小区，地方政府欠工程款就达3亿元之多。正因如此，眼下不少媒体以“延安千亿‘削山造新城’，造城运动恐成债城鬼城”为题，警醒其借债造城的风险。这样的警示，其实还有更权威的声音：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审计结果也显示，随着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，地方偿债压力也在加大。去年底，4个省本级、17个省会城市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需偿还本息2315亿元，为当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的1.25倍。
摊大饼式的造城运动，与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相去甚远。用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的话说，“这几年，城镇化率在逐年提高，不少农民‘市民化’，城市常住人口约百分之五十，而户籍人口只有大概百分之三十五。这一程度上反映的是‘伪城镇化’。 ”城与人，靠拉郎配的方式是没法构建起良好生态链的。那么，为什么城市都爱造新城、铺新摊子？
这里无非三个因素使然：一是暴发户式的炫耀心理。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有87%是在中国，而在排名全球前20位的高楼中，有10座属于中国。一些城市有钱了，却未能养成与民为善的气质，于是只能从高楼与新城中寻找现代化的自信。二是决策轻率而无需究责。城市造成什么样子、投入多大的规模，时常因个别领导的好恶而改变。反正最后是拍脑门决策、拍屁股走人，人走政息后，“烂尾”的新城宛若鬼城。这里主要是两个问题：对城市走向缺乏科学审慎的程序决策，加上预决算约束机制“牛栏关猫”——城市就成了官员想象力的试验场。如果还要算上一个因素，那就是社会对城镇化的误解，以为城镇化一定就能带来就业与消费，带来福利与机遇，以为城镇化就是 “房地产化”、急哄哄挤着去沾染 “大城市病”。一边造城，一边拉人，最终完成的只是形式政绩的一次演出。
城市往哪儿走？这个问题很重要。闭门造车的时候，起码还要听听门外的市民的声音。他们是城市的一部分，也是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。如果热度不减的造城运动弄得 “城不像城”，一旦户籍门槛等问题被解决，“坏城市”恐怕真的要成“空城”。起码，每个奔跑中的城市，都应停下来等等那些跑得气喘吁吁的市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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